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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地利作家本雅明在《单向街》中写道：“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在行动和写作的不断交替中诞生。”海明威多姿多彩的一生，恰恰印证了这句格言。猎枪、钓竿、拳击手套、以西班牙守护神的名字命名的游艇“皮拉尔”、斗牛场围栏外的第一排座位，对海明威来说几乎和笔一样重要，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。他正是凭着渔夫锐利的眼神、粗糙的手掌和强健的心脏——跟老圣迪亚戈一样——从大海深处捕起了《老人与海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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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内斯特·海明威，应是一个人青年时代的必修课。即使只读译文，那些不同凡响的作品也能给你强烈的震撼。从海明威的书中走出来，你眼中的世界和你自己，都已被改变。这种变化会伴随你走过一生。当你在生命的暮色中重温这些作品，希望你没有羞愧，也没有悔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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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太多，时间太少， 人们在书架上寻寻觅觅时，总是习惯于只把 “成功之作”视为“代表作”，藉此来熟悉一个作家。事实上，这类作品由于境界、状态临近巅峰，以及语言、技巧的纯熟运用，也就成了作家最好的“掩蔽所”。而一个作家的天性、才能和嬗变的轨迹，往往在他的另一种“代表作” —— “失败之作”中展露得更多；这样的作品，又往往因其不完美而被漠视，总是沉埋在文学史最幽暗的角落。也许有意想不到的一天，一缕光线惊动了它……
要了解菲茨杰拉德，不能不读《夜色温柔》；要了解海明威，不能不读《获而一无所获》（又译《有的和没有的》）。海明威在一次跟小儿子格瑞戈里聊天时，把这两本书相提并论，想来自有会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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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战争，就没有海明威。1917年他从橡树园中学毕业，第二年应征为红十字会会员，赴意大利前线。高尔基的大学是流浪，海明威的大学是战场。爱、死亡、勇气、牺牲……这些课程之外，他还得到了不同寻常的“校徽”—— 227枚迫击炮弹片。此后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，1941年还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。他在二战中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武装力量，被认为是第一支进入巴黎的盟军部队。
没有海明威，人类心目中的战争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与克劳塞维茨高屋建瓴的叙述相比，海明威写下的战争更为真切、深挚，笔锋直抵人性的深处。
海明威对战争的看法，和他这个人一样充满矛盾。“他们在战争中打死了多少好小伙子啊！不过，我们的国家美就美在每一分钟都有个小伙子出生。” “我们知道战争是坏的。然而，有时候仗是一定要打的。可战争毕竟不好，谁说它好谁就在说谎。”
在描写过战争的作家中，海明威自视颇高。与《巴玛修道院》的主人司汤达打成平局，可惜不是当过炮兵军官的托尔斯泰的对手—— “我要是活到六十岁，可以击败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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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没有什么“迷惘的一代”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希望。谁也无法用一个单词概括一代人，试试看，它道出的真相不会比谬误更多。
听听海明威自己是怎么说的：“我认识的那一代人没有一个自认是迷惘的一代，或者甚至听说过这个说法。我们这些人都是相当坚强的。《太阳照样升起》里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，但真正的主人公是大地，你能领会大地胜利的永恒。”
海明威甚至否认这句话是格特鲁德·斯泰因的专利。他煞有介事地回忆说，法国南部有个汽车修理厂老板，此人同格特鲁德谈起他的学徒生活时，用了这么个提法，格特鲁德就拿过来给一代人贴上标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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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朋友和敌人，海明威和古龙的观点何其相近。海明威在致伊凡·卡希金的信中说：“我宁可有一个诚实的敌人，也不要我所认识的多数的朋友。”古龙则在众多作品中反复证明，一个真正的对手是可敬的，而大多数的朋友是危险的、可怕的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在同时代、同地域的作家中，没有谁比他们更慷慨、更珍视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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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，一共只有三张海明威的照片。一张是典型的美国式硬汉，雪山似的鬓发、满腮威猛的硬胡茬，这张看到的人很多；另一张是一个怀着羞怯恋情的清秀男孩，这张看到的人很少；最后一张，苍老、憔悴、恐惧、惊悸，除了最后一任妻子玛丽·威尔什和A.E.霍契勒等少数朋友之外，几乎无人看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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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忘掉父亲的自杀，海明威用了二十年。然而有一个圣诞节，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个包裹，里面装着父亲自杀用的手枪。海明威对朋友说：“我不知道这是预兆，还是预言。”
幼年的海明威就从父亲那儿受到最好的打鸟训练。“一整天打猎，他只给我三粒子弹。他非常严格，只许打在翅膀上；他还在我周围派了几个盯梢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弄虚作假。”两代海明威可曾想到，枪口瞄准的最后一个目标竟是自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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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人、写书人，各有各的果实，各有各的梦境。这两个世界，并不像某些理论家所宣称的那么容易“互渗”。当我在这里絮絮陈说的时候，海明威并没有被改变。他冰山似的沉默，比我点点滴滴的语言更有力量。据说，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”我也担心，在我试图回溯海明威的一生时，海明威沾满硬胡茬的笑声比上帝更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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