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算不上地道的“纲丝”，至今也只从网上、书上读到郭德纲二十多年的奋斗史，和若干曾经溅起无数笑声的郭氏名段。乐也乐过，毕竟隔了一层，缺少烈火烹油的现场感。不过，就冲着郭德纲这么多年来对相声的敬重热爱、痴缠苦练，我支持他，也敬重他。 

    说起来，我和相声还有一点小小的因缘。8岁时，我就登上苏中某乡村小礼堂的舞台，冲着台下几百号人（若干领导、若干老师，此外大半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），说了一段自编自导自演的相声。那年我上四年级，学校组织演出的消息传到班里，尚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居然生出“我也来说段相声”的念头来。先是自写脚本，具体内容没印象了，只记得还是就近取材，说的是校园里的身边人、身边事，想来免不了添油加酱的夸张和变形。接下来物色搭档，我相中了同班一个叫王强的男生，这人有口才，有胆量，跟我一样不明白天高地厚，经我一番忽悠，居然同意了。放学以后，两人就拣校园里僻静角落，或者校外找个草坡权充舞台，开始排练。我个矮，他个高；我偏胖，他偏瘦；我傻乐，他蔫坏；我逗哏，他捧哏，仿佛还像那么回事。有次两人正比划着说得热闹，一个老师提着菜经过，停下来看了几分钟，笑眯眯地走了。 

    没过多久，演出的日子到了。两个从未受过相声训练的孩子（唯一的启蒙师傅就是我家当年唯一的电器——红灯牌收音机），竟煞有介事地登台说起了相声。那是七十年代末，彤云渐散，风气初开，我们这段异想天开、信口开河的相声没经过任何审查，就堂而皇之上了台。演出前老师只问了我一句：“你们那相声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那是为了报幕。我和王强上台一鞠躬，还没开口，听见台下已经有孩子绷不住乐了。那一定是一起上学、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，看着我俩有亲切感，不隔膜，想必也看出了我们故作矜持下的紧张，一本正经下的滑稽吧。演到一多半的时候，台下的笑声已经连成了片，台上的我根本看不清谁在乐谁没乐，只记得台下一排排亮晶晶的眼睛。鞠躬下了台，手一抹，一脑门汗珠子。我的相声演出生涯，也就在这一抹之中画上了句号。 

    我比郭德纲还长两岁，也就是说，在我的首场演出结束后两年，8岁的郭德纲才拜师学艺，大夏天披着棉被站在院子里，学“董卓撩袍”。一边起早贪黑地练功，一边对登台表演充满憧憬。比起他来，我也算是笨鸟先飞吧。可是先飞的鸟不一定早到，更不一定飞得远。我稚拙不堪的相声居然能收获一些温暖的笑声，只因为那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空前贫瘠的年代，中国人刚刚从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的猩红噩梦中挣脱出来，很需要一点笑声来扩大肺活量，增强幸福感。我误打误撞的演出就应运而生。但这种投机取巧的事，可一而不可再。真正要把相声说到人心里去，让相声这棵大树枝繁叶茂花开似火，还得靠郭德纲这样功底扎实、经验丰厚、心志顽强、才华卓异的人。 

    一转眼，二十多年像二十多页纸，刷刷地就翻过去了。郭德纲变了，我也变了。郭德纲从一个梦想说相声的孩子，变成了名动天下的“非著名相声演员”；而我从一个敢说敢笑的孩子，变成了一个过分严肃的“闷人”。自己寻求快乐、也让别人快乐的当年勇，不知不觉已渐渐消失。有时老婆考我：“有什么好玩的事？说来听听。”我两手一摊：“哪有啊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人长大了，快乐的成本也提高了。就像喝酒，有人一瓶二锅头下去，面不改色了无醉意；有人一杯啤酒下去，面如重枣胡说八道。回想小时候，一枚玻璃球、一本小人书、一只蝴蝶风筝，就能让我乐上好几天。如今，所谓的娱乐设施满坑满谷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可惜，乐不起来了。 

    何止是乐不起来。做孩子的时候视而不见、见了也不明白的事，甚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，如今常常刺痛我的眼我的心，使我从一个“闷人”按捺不住地变成一个“懑人”。但一个人不能一天到晚拍案而起，不管他是县太爷还是说书的，都不成。每逢这种时候，我除了在脑海里搬运一些宏大命题，还会忍不住想道：人民需要郭德纲，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郭德纲。